融金牛 1997年回归前，香港究竟有多乱？是时候告诉大家真相了

1996年，亚洲首富的儿子被人绑架了。绑匪开口要的赎金，是十个亿。

李嘉诚最后给了。但他从头到尾，没有报警。

不是被威胁，也不是消息封锁——是他自己算过账之后，主动选择不报警。这个选择本身，就已经把一切都说透了。1997年前的香港，不是那座霓虹灯下歌舞升平的东方之珠，而是一座秩序被掏空了、谁都知道但没人敢说的城市。

每十二个香港人里，有一个是黑帮

先说一个数字：回归前夕，香港在册的黑帮成员超过五十万人。

当时全港才六百来万人口。换句话说，你走进一家茶楼，随便看十二个人，里面就有一个是黑帮。这不是街头小混混的概念，是有地盘、有规矩、有进账分配的平行秩序。

各大帮派把香港切成一块一块的。旺角是谁的地盘，深水埗归谁管，铜锣湾又是哪一家的场子——清清楚楚，绝不混淆。你想在这些地方做生意，先交保护费，这是规矩；你想进娱乐圈，先跟后台打招呼，这也是规矩。

当时有个演员，后来名气很大，早年间是黑帮出身，说过一句话，被很多人记住了："黑帮是警察，警察是黑帮。"

这句话不是骂人，是描述。

张子强就是在这套逻辑里活得最透的那个人。1991年，他带人抢了一辆运钞车，被抓了。结果法庭说证据不够，无罪释放——政府还赔了他将近八百万。这不是笑话，这是当时香港司法的真实运转方式。

五年之后，他又出来了，这次绑架的是李嘉诚的儿子，赎金谈到十个亿出头。李嘉诚见他来谈判，把家里摊开给他看，证明没埋伏，然后认认真真劝他：把这笔钱拿去买长江基建的股票，三代人都花不完。

张子强笑了笑，没搭理，拿钱走人。

就在同一年，另一个香港顶级富豪的儿子也被绑了，关在一个木箱子里六天，赎金六个亿。香港有钱人当时都明白：遇上这种事，能指望的只有自己的钱包，报警不是选项。

一个探长，贪够了从警二十一年工资的六倍

为什么会变成这样？得从更早说起。

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，香港警察里有一套外人看不透的系统。保护费不是某几个人私吞，而是有章法地分层分配。你管哪个片区，那个片区的黄赌毒场子，都得定期给你交钱；你再往上孝敬，上面的人也有份儿。

这套系统运作得最顺滑的时候，有个人是绕不过去的名字——吕乐。

他起点低得很，年轻时在香港码头擦皮鞋、拉人力车，后来从最底层的制服警察一路干上来，最后坐到全港刑侦系统的一把手位置。从警二十一年，按工资算，攒不下几个钱。但廉政公署查他的时候，发现他一个人的资产，就超过了五个亿港元。

这还是查出来的部分，藏在父母、妻儿名下的楼，分散在香港各区，光一幢就是整栋买下来的。

更荒诞的是什么——他在职的时候，破案率全港领先，在国际上都能说道。原因不是他能干，是因为他根本不用"破案"。哪里出了事，他开口向相关的堂口大佬要人，对方把人送来，案子就结了。黑帮甚至会故意留线索配合他立功，这是双方都满意的合作，警察和黑帮，就是一门共同经营的生意。

这种状态持续到1973年才被打破。

有个外籍总警司叫葛柏，被人发现他一个人攒下的钱，是他从警二十来年总工资的六倍多。消息曝光，香港市民憋了多年的气一下子炸了，上街游行喊着"反贪污，捉葛柏"。港英政府扛不住，1974年专门成立了廉政公署。

但打这场仗的代价，比想象的惨烈得多。廉政公署几年下来，查出了二十多个贪腐警察团伙，一下子抓了两百多人。上千名警察带着家属涌上街头，情绪失控，直接冲到廉政公署门口打砸，有人甚至掏出了配枪。

时任港督最后不得不发布特赦令：1977年1月1日之前的腐败行为，不再追究。

那把刀一落下，整个旧香港的烂账，就算是翻篇了。翻篇不是清账，是不查了。那些潜逃到台湾、加拿大、泰国的人，东躲西藏地活着，但大多也没真正伏法。

与此同时，香港还有一个地方，把这种"谁也不管"推到了物理极限。九龙城寨，不到三万平方米的地方，住了将近五万人。整块地方中英双方都说不是自己该管的，一管就是几十年没有下水道、只有两个公共厕所，连水管都被黑帮垄断，普通人用水要交钱。这不是贫民窟，是一个权力彻底缺席之后，人类自发长出来的畸形生态。

五十万人离开，又回来了大半

普通香港人怎么应对这些？

用脚投票。

从1990年到回归前，大约有五十万香港居民陆续移民海外，最多的时候一年走出去六万多人。去向主要是加拿大，其次是澳大利亚、美国、新西兰。

这些人里，大部分不是经济移民，是在给自己的家庭买一份"政治风险保险"——香港会不会乱？"一国两制"到底能不能兑现？没人说得准，那先把太太孩子送出去，自己留下来继续赚钱，两头都不放弃。这种家庭，当时有个说法，叫"航天员"，因为丈夫常年飞来飞去，像在轨道上运行。

然后是1997年7月1日，零点整。

香港会展中心，国旗升起来了。中方代表在仪式前为了争取两三秒时间，和英方来回扯皮，就是不肯让英国国歌多响一秒——那是一百五十年的憋屈，分秒必争不是仪式感，是立场。

仪式结束，彭定康登船离港。末代港督走的时候，据说哭了。

但香港没有因此塌掉。两年后，那些移出去的人，开始一批一批地回来。到1999年前后，回流的人数统计出来超过了十万，而社会学家的实际估计可能有三十万。

那批"航天员"家庭里的丈夫，终于可以不用再飞了。

这就是1997年前的香港真相：它确实乱过，乱得有底层逻辑；它也变好了，变好得有人用脚投票来证明。那个时代的"乱"，不是香港人的本性，是一座城市在旧秩序垮掉、新秩序还没站稳的缝隙里，撑过去的样子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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